这本传记出版时，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位卓越领导人，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，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同志，受到江青一伙残酷迫害已离开我们23周年了缅怀他的一生他那无私无畏为共产主义英勇不屈的革命情操；深入实际，多谋善断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胆识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团火精神，又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。陶铸同志在他生前写的《松树的风格》

一文中，就这样写道：“我每次看到松树，想到它那崇高的风格的时候，就联想到共产主义风格。我想，所谓共产主义风格，应该就是要求人的甚少，而给予人的却甚多的风格，所谓共产主义 171风格，应该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事业不畏任何牺牲的风格。”陶铸同志的这些思想，在今天新的历史时期，仍然熠熠闪光，激励后人奋进。

20 世纪 60 年代初，在陶铸同志主持中南局工作期间，他与我们朝夕相处，言传身教，是我们的好领导、好师长。我们感受最深的，首先是他善于从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理论、观点的高度，从实际出发，处理问题，常常能够作出正确的决策。

1960 年中南局成立，那正是我国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候。中南局所辖的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广东、广西五省（区）灾荒严重，粮食问题普遍的沉重地压在人们的头上。把人民从饥饿中拯救出来，成为全党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。陶铸同志此时被任命为中南局第一书记，确是受命于危难之际，双肩上的担子，是很重很重的。当时河南省的缺粮情况最为严重，震惊中央的饿死人的“信阳事件”，就发生在河南信阳地区。陶铸同志听到消息，心急如焚，立即亲自带领调查组，到信阳地区农村进行实地调查。

信阳地区的遂平县，在人民公社化和“大跃进”期间，曾是人为树立的全国先进典型。全国第一个成立人民公社的，是遂平县嵖岈山公社。全国第一个放出小麦亩产 7000 斤“卫星”的，是嵖岈山公社。当时不少干部对此怀疑，受到打击。而在这困难时期，这里的灾荒也特别深重。遂平县的调查，更引起陶铸同志的震惊与深思。他深深感到，“大跃进”、反右倾之后，浮夸之风盛行，上级掌握不到真实情况，而党内党外，敢讲真话，如实反映情况的人很少了。对真实情况不甚了了，去决策，是很危险的。1961 年 2 月 12 日，陶铸特别赶到郑州，在河南省委三级干部会上说，这几年主要是不顾实际情况，只凭主观愿望办事。积累与消费应有一定的比例，这两年我们就不大研究这个问题，要怎么干就怎么干？接着他以“大跃进”为教训，批评和检查了“一平二调”“穷过渡”等错误做法，要求省委采取措施，克服当前严重的困难。

1961 年春，毛主席在广州召开会议，讨论制订农村人民公社《六十条》，决定调整农村经济政策，并指定陶铸担任《六十条》的起草委员会主任，王任重等为副主任。陶铸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，5月回到他的家乡——湖南省祁阳县。当天，不顾长途汽车颠簸的疲劳，深入到石门公社石峰大队的四个生产队，去看公共食堂。陶铸问社员：“吃公共食堂方便不方便？”在场的农民看到同来的省里、县里的书记，齐声答：“方便。”陶铸笑着说：“怎么？我是陶猛子哟！（陶铸小时在家乡的绰号）你们对我这个祁阳老乡，还不讲真话？”他和乡亲拉起家常：“吃公共食堂，男女老少，人这么多，有的要吃干的，有的要吃稀的，口味也不一样。再说，家里养个猪还要馊水，到底方便不方便？现今政策哪些好，

哪些不好，你们怎么想的就跟我怎么讲。”农民看到陶铸这么恳切随和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讲开了。有的说：“好么事呵！现今公共食堂快连清汤也喝不上了，还哪来的馊水喂猪喽！”在归阳公社，陶铸看到几个过路的农民，就和他们打招呼：“你们是哪里来的呵？”一位农民说：“潘家埠的。”陶铸说：“我们是老乡呵，

你认识我吗？”农民说：“没见过，不认得。”陶铸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叫陶铸，石源洞的。”农民听说是陶铸，放下挑子，和陶铸一起席地坐在路旁的土埂上，谈了起来。陶铸发现其中有些人得了浮肿病，他站起来，走到他们身旁，俯身去一个一个地抚摸着他们发肿的腿，沉重地说：“潘家埠是个好地方，搞成这个样子，是我们工作没做好啊。我对不起大家啊！”陶铸这次在祁阳倾听到农民的意见，使自己对农村分配、生产责任制、公共食堂等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怎么调整才好，心里有了底，这对以后《六十条》文件的制订，起到很好的作用。

他在祁阳家乡调查研究后，1962 年他又和王任重同志到广西龙胜县作调查，了解到当地一个只有七户农民的生产组住在深山区，上下相距几十里，他们改变了生产管理上一刀切大呼隆的办法，实行了土地到户，责任到人的经营方法，积极性很高，生产连年增长。他和王任重同志就此联名向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，提出了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上，可以建立农业生产组，实行联系产量，责任到人，超产奖励的田间管理办法。这是一篇在党史上“三年困难时期”对党的经济建设具有真知灼见的报告。毛主席赞扬这份调查报告，批示说：“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，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。”随后毛主席还专门找陶铸、王任重、张平化三位领导同志谈话，责成他们为中央起草一个推广这个经验的决定。但在 1962 年的北戴河会议上，毛主席又改变主意，又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，陶铸的《龙胜调查报告》也就不用再谈了，可惜这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利国利民的经验，后来未能付诸推广。

陶铸同志在先后领导广东省和中南局的工作中，类似这样作出有独到见解的决策的事例是很多的。早在全国解放不久，他就从广东省的实际情况出发，提出把全省工作重点放在农村，并为此亲自抓水利、化肥、良种、农机等一系列具体工作，提出把珠江三角洲建设成为全国第一个商品粮基地。经过全体人民多年奋斗，广东省从解放初期每年需要从外省调进粮食的“缺粮省”，到 1965 年时能上交近 10 亿斤大米给国家了。

在三年困难时期，国家每年不得不从国外进口数百万吨粮食。陶铸想到万吨大轮，天天在海上忙于运输进口粮食时，心情十分不安，常跟我们说：“我们这样一个大国，农业不上去，一切建设都是空谈。”这期间，他向我们和各地干部反复说，一定要头脑清醒，反对空谈过渡。他说，现在我们生产的底子很薄，产品只有那么多，一碗水倒来倒去，只能把水倒洒了，把人心倒散了，对过渡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。我们要富裕的社会主义，决不搞贫穷、烦恼的社会主义。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，对于基建项目，他是从实际出发，不搞“一刀切”，根据需要和可能，保留下一批骨干企业。对于基础工业和对国计民生有密切关系的工业，他千方百计地予以支持。他组织各方面力量，坚持抓好国营工业，安排好工人生活。同时注意集体企业，抓好当时欠缺的小商品生产。那时他还十分注意工业产品的质量和企业的经济效益，他不止一次地组织专人去上海取经和学习。有一次他深有感触地对我们说：“大跃进”教训的根本点，就是坚持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，不能听到风，就是雨，一哄而上，一哄而下，这个亏我们吃够了。”

  我们在陶铸直接领导下工作，感到：他之所以能有胆有识地提出发展农业的正确决策，主要是他能坚持从实际出发，深入调查研究，倾听群众意见，尊重客观规律，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南地区的具体情况相结合。他这种工作作风和思想方法，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。

（作者：王任重 (1917-1992)，男，河北景县人。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9年5月，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、省人民政府副主席。1954 年后，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，政协湖北省委员会主席。1958 年 5 月，增补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受到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，被关押。1978 年恢复工作， 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，同年底，任国务院副总理。1980 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。1988 年 3 月至 1992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。是中共第十一、十二、十三届中央委员。